desperado

英国某小镇

英国某小镇。 　　这儿，有一个青年人，整日以沿街为小镇的人说唱为生；这儿，有一个华人妇女，远离家人，在这儿打工。 　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小餐馆用餐，于是他们屡屡相遇。 时间长了，彼此已十分的熟悉。有一日，我们的女同胞，关切地对那个小伙子说：“不要沿街卖唱了，去做一个正当的职业吧。我介绍你到中国去教书，在那儿，你完全可以拿到比你现在高得多的薪水。”     小伙子听后，先是一愣，然后反问道：“难道我现在从事的不是正当的职业吗？我喜欢这个职业，它给我，也给其他人带来欢乐。有什么不好？我何必要远渡重洋，抛弃亲人，抛弃家园，去做我并不喜欢的工作？”   　邻桌的英国人，无论老人孩子，也都为之愕然。他们不明白，仅仅为了多挣几张钞票，抛弃家人，远离幸福，有什么可以值得羡慕的。在他们的眼中，家人团聚，平平安安，才是最大的幸福。它与财富的多少，地位的贵贱无关。  　　于是，小镇上的人，开始可怜我们的女同胞了。

    首先是一条信息，盐城到汉城的机票只要1100，学生票只要941，在长江三角这块儿时最便宜的。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价格，没办法，事实在这边。

    从盐城到汉城只要一个半小时，而从进入候机时到起飞却花了我一个半小时（1：00-2：30）。

要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就要扮演一个“斡旋者”，负责化解冲突，平衡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

要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就要扮演一个“斡旋者”，负责化解冲突，平衡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

人口红利消失真的要断送中国的好日子吗？ 
 
 
 

【来源：国际金融报】 【作者：傅勇】 
　　人口红利的消失降低中国低成本优势的可能性很小，实际上，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更要紧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

　　最近，很多观察家忧心忡忡地指出，随着十年后老龄化社会的真正到来，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的好日子将难以为继。
 
 
 
考虑到我国人口规模之巨，这种担心显然不乏真知灼见。可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充分就业、高消费和社会保障有力的经济目标，那么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很可能会加快这些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相反。

　　相关阅读：钟伟：不思改革的中国顶多还有十年好日子

　　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显然，一国经济在经历人口红利之后，必然要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

　　中国已经享受人口红利多年，专家称单单人口红利对中国1982至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而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将在2015年到达，届时，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一夜之间青丝变成了白发，这不仅对个人是一件可怕的事，对整个经济也无疑是一场灾难。与西方国家的经历不同，人们对中国的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因为我们可能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按照流行的观点，归纳起来，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人口红利的必然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而且，有意思的是，稍加剖析就可发现，上述流行的观点与另外一些同样流行的观点存有颇多矛盾之处。

　　首先，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真正到来。人口红利的消失降低中国低成本优势的可能性很小，国情告诉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要为如何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而不是为劳动力短缺焦头烂额。现在，一听说人口红利将要失去，好像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一样，实际上，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更要紧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为什么经济未获增长呢？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长期停滞呢？中国的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再有，我们时常抱怨我们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振奋消费的引擎功能。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社会中进行“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而“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因而，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将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目前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一个家庭的收入只能是由这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构成。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正合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通过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比起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并把农村人口排除在外的体制，养老保障的这种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曾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而在很长时间未能绕过“马尔萨斯陷阱”。如今，与人口有关的另一个陷阱-----“老龄化陷阱”又摆在了中国面前。但挑战总与机遇并存。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问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上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不正是我们孜孜追求的吗？

 
 

   
 
非公36条实施一年苍白无力 今年是民企卖身年？ 
 
 
　　"大型国有企业冲击很厉害，我敢说今年将是优质民营企业的卖身年。"

　　--云南红集团董事长武克钢

　　"公有制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是国家原来既定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况就是改革的倒退。"

　　--浙江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

　　到今年2月《非公36条》正好推出了一周年。这个当初令万众振奋的政策，一年后却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我想要一个非常简单的评价：我们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付出者、劳动者、人民中的一员，还是改革开放的寄生虫、获得者或者贪婪无德的一批人？"2005年12月29日，还有2天就是元旦，站在台上的云南红集团董事长武克钢总结起即将过去的一年有点激动。

　　武克钢原本是受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邀请参加当天的民营经济圆桌论坛的，讨论的议题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非公36条》）的落实。这位至今保留着"经济学家"身份的民营企业老板，因为2005年铺天盖地的对民营企业的质疑声而感到委屈，甚至是愤愤不平。

　　"没想到论坛成了诉苦会。"论坛的组织者兼主持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单忠东说。 另一位参加论坛的浙江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1月20日在2005年华力集团年会间隙与《商务周刊》记者聊起过去的一年时也无限感叹："最好的消息和最坏的消息都在这一年。
 
 
 
"

　　"最好的消息"，无疑是指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的《非公36条》。这是共和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其中第一次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

　　而"坏消息"，在这位2005年获得110亿经营收入、手握5家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掌门人看来，"太多太多"，以至于好消息被冲淡，显得苍白而无力。

　　"36条落实太慢，而民营企业面临的金融、政策、舆论环境只能用恶劣来形容。"汪力成说。

　　经济学者魏杰、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等，也用"敏感、复杂"等字眼来描绘即将要过去的2005年。魏杰指出，2005年一方面是强力推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年，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

　　所有的疑惑都抛给了论坛上的另外一个人--《非公36条》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陈全生。

　　残酷的等待

　　"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个决策，发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决策并不是现在能够看到它的历史意义，要过20年、30年反过头来看。"陈全生打了一个比喻，"1978年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那时候能感受三中全会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吗？"

　　陈全生指出，应该看到这份文件的重大历史意义，即过去对非公经济都是限制、利用、改造，现在则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已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至于对《非公36条》的落实情况，陈本人认为已经很不错了。据他介绍，按管理职责划分，国家发改委具有指导全国非公经济发展的职能。陈听过两次汇报，发改委手中有30多个配套文件，现在有不到10个已经出台，还在制定的有20多个，另外也有十几个省市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汪力成不否认《非公36条》的历史意义，但他显然不甘心再等二三十年。"整个世界经济对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指望国有企业走出去参与竞争吗？目前我看不到有这样成功的先例。"他对《商务周刊》说，"时间紧迫，只谈历史意义过于苍白无力。"

　　2005年12月9日，全国工商联在广州举行2005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会上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司长王远枝的演讲，算得上一年来官方第一次对《非公36条》的落实情况进行汇总。

　　王远枝透露，2005年5月《非公36条》正式颁布后，发改委起草了关于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方案，经国务院同意后，印发到59个相应的部门和单位。他指出："到目前为止，贯彻落实的情况进展基本顺利。"

　　他还称，据其统计，2005年上半年全国的30多个省市，出台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法发展的200多个文件，地方文件30多个，各地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到2005年9月底，总共取消了涉及非公有制的不合理收费2385件。

　　"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支持中小企业的资金规模。"王远枝说。

　　据记者统计，相关部委贯彻落实《非公36条》的文件主要包括：2005年3月21日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通知》；6月，国务院减负办下发《关于治理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通知》；6月15日，国防科工委颁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民航总局也于8月出台了《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

　　《商务周刊》曾致电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土资源部、民政部、银监会等其他涉及落实《非公36条》的主要部委，询问有关政策出台的具体情况，但到本刊截稿为止，没有一家给予明确答复。

　　在2005年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历数了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私人财产权保护相关立法的滞后，行政执法和司法监督中的不公平，市场准入实际管理中各种或明或暗的限制，财税金融土地技术和社会等方面服务的不完善甚至歧视，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严重落后，私营企业自身素质方面仍有种种局限等。

　　可以发现，黄所指7个方面不足，几乎恰可与《非公36条》中规定的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维护合法权益、改进监管、指导民营企业提高自身素质等一一对照。

　　"《非公36条》所对应的每一个突破，几乎都要与现在的法律条文有冲突，法律体系跟不上，落实也是一句空话。"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告诉《商务周刊》。目前除了已经修改的《公司法》、《证券法》外，《破产法》、《税收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修改或制订，都还没有明确的出台时间表。

　　对此，身处一线的汪力成和武克刚感触尤为深切。

　　武克钢曾在一天内接到三张令他哭笑不得的收费单。第一张，公安系统告诉他，云南红工厂的门岗有可能变成黑社会，所以必须由公安部门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买制服、统一交钱，一个人一年要交1.5万元；第二张，武的企业是受政府鼓励的零污染排放企业，但根据新文件，排污费要跟用水量挂钩，没有造成污染也得交钱；第三张，作为纳税大户的云南红要接受政府的表彰，但在表彰前政府要独立的会计师楼来审查--费用则由武克钢承担。

　　北京大学教授朱善利2005年曾在湖南省攸县做了一次长期调查。该县企业在2000年后陆续完成改制，目前民营经济占到经济总量的90%。但朱教授在考察时发现，该县居民储蓄存款30亿元，贷给民营企业尚不到1亿。而与此同时，收的费比政府征的税还多。

　　汪力成的华立集团企业分布在杭州、重庆、广州、北京、沈阳、海南等地，在全国设有27个全资销售分公司。涉及行业包括计量仪表、电力自动化、信息电子、生物制药、房地产开发等。作为这样一家集团的掌门人，汪表示自己对《非公36条》的真正落实有先天的敏感性，但他在过去的1年"没有任何感觉"。相反，对前边提到的乱收费倒是深有感触，"越穷的地方，政府乱收费就越严重"。

　　对于《非公36条》中最核心的放开行业准入，汪更是感到失望。

　　华立集团正在酝酿一个投融资100亿元建设"舟山华立佛渡岛石化基地"的项目，计划今年第二季度进入滩涂围垦等前期工作，主要发展油品、化工品储运和石化制造项目。但汪对石油这个2005年争论最大的行业垄断刚性还是有点看不懂。 比汪力成更有体会的是中国工商联石油行业商会的副秘书长王德岗。"'36条'出来的时候，我们组织会员讨论，感到我们的春天就要到来了"。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到了"36条"一周年之际，他发现石油行业的垄断性不仅一点都没有打破，而且2005年对民营石油企业还是一个更严酷的寒冬。

　　2005年6月2日，国家商务部发布《成品油批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成品油仓储企业管理技术规范》两个征求意见稿。两个《规范》实际上是2006年年底中国成品油市场开放前政府对准入标准的规定，商务部到底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对民营石油企业来说生死攸关。 "第二天，石油商会的电话几乎被商会的会员打爆了。"王回忆，"很多企业要求商会组织来北京到商务部上访。我们拼命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引起民营石油企业强烈反应的是征求意见稿中的两句话：一是批发企业要有30个以上自有或控股加油站；二是要有两年以上的成品油零售业务。

　　"全国上千家民营石油批发企业，有30家加油站的不超过10家。"王解释，自1999年国务院转发原国家经贸委的《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业内简称38号文）文件，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即垄断了成品油的批发权，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收购加油站，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不允许再建一座加油站。这个门槛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企业挡在外边。

　　"联合、重组当然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但又说必须有两年以上零售经验，新重组的企业怎么可能有？这等于把我们强行删除了。"王德岗举例，深圳某成品油批发企业已经建有10万吨的海上专用码头，投用和在建的油罐达100万立方米，但一个加油站也没有。他问到："如果没有批发资质，其几十亿的资产怎么处置？"

　　让民营石油企业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征求意见稿的开头，第一项要求就是：只能对行文结构进行修改。

　　如果征求意见稿最终实施，绝大部分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将面临毫无出路的境地。石油商会一边安抚会员，一边征集整理各种意见，并上报商务部。6月29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到石油商会与全国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这位负责人表示会听取意见，对两个《规范》进行修改，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但半年过去了，正式文件还没有出来，我们仍在拭目以待。"王德岗仍不敢有丝毫放松。

　　"《非公36条》扫清了最大的思想障碍，但现实层面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改变。"王德岗认为，往往是这些现实政策决定着民营企业的命运。他介绍，在石油行业的上游石油开采和原油进口，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依然保持完全垄断地位。

　　与石油行业相类似，铁路、民航、电信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虽然或多或少由主管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大多也是只停留在意见和表态层次上，具体到落实，为垄断企业量身定做的制度并没有打破的迹象。

　　对此，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司长王远枝也承认："有一些地方仍然瞻前顾后，缩手缩脚。"陈全生的解释则更有人情味："每一个垄断行业背后都有亲身在这个行当工作很多年而又有感情的老同志，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在影响这个行业。这个因素不弄清楚，就说放开都进去，不行的。过急就翻车了。"

　　我们还看不到政策的底线

　　几乎与垄断行业壁垒迟迟不能打破的同时，来自社会各层面对民营企业的质疑，也让汪力成等人感觉到更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开始于德隆出事，到2005年愈发明显。"汪回忆，他所接触的圈子里，从地方到中央不断有人出来以德隆为例抨击民营企业的种种弊端，这种批评一度到了对民营企业在改革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直至2005年9月"郎顾之争"以顾雏军被捕而宣告结束后，争论又迅速扩大到民营企业家参与国企产权改革以及社会责任范围。

　　一场对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辩论也由此拉开。其中产权体制改革因为过程的种种不规范成为争论的焦点，民营企业家成为学术讨论之外社会民众的矛头所指。

　　武克钢在论坛上激动地向台下索要的"一个简单评价"，也仅仅是因为主持人善意地说了一声"要善待企业家"。"我一听这个话就毛，为什么要善待我。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超额获得了20年开放改革的利益，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吗？社会的问题就是因为富人存在吗？我觉得我不需要善待，我本来就不坏。"武克钢的反应异常敏感，他指出，自己的企业能够保证产品没问题，税收没有问题，那么政府就应该用企业的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

　　魏杰对武克钢的反应表示理解，他将民营企业家受到重压的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成本释放期。"在这个阶段，改革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每个人，而成本已经开始显现。"他说，"社会意识形态对资本参与分享成果没有达成共识，而政府也没有能力提供社会保障兜底，整个社会的情绪就会集中到民营企业家身上。"

　　强大压力下，2005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出问题最多的一年。比如德隆、科龙以及倒在新年之交的金信信托。"中国民营企业刚刚20年多一点儿，刚刚成长起来，又面对这么复杂的环境，一旦出现问题，不管资金链断裂还是原料出问题，我们很少考虑怎么拯救它？使它能够非常平稳的解决问题，而不至于消亡？"魏杰说。

　　对上述企业的处理方式，已经使民营企业家感到了惶恐。

　　在华立集团年会上，汪力成告诫手下，华立集团所涉及的任何一个行业，包括计量仪表、电力自动化、信息电子、生物制药、房地产等，都要保持谨慎的基本原则，"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千万不能死"。

　　汪所谓"千万不能死"的态度来自德隆的覆灭。德隆左手金融，右手实业，在快速扩张中资金链绷紧，银行拒绝提供资金甚至提前收贷后，庞大的德隆系终于走向解体，其优良实业资产也在一年内"无奈"国有化（详见《商务周刊》2005年9月20日封面故事《德隆无奈国有化》）。与德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号称"德隆第二"的老牌央企上海华源集团，其在13年的时间里曾完成80多起兼并，而最终负债近300亿，面临破产境地。但在去年年底，国资委还是决意通过另外一个年轻的央企诚通控股重组华源。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2005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指出，2005年私营企业税收占总税收的53.6％。国有企业是25.5％，外商及港澳台是20.9％。"十五"期间民营经济二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从2000年77.5％增加到85.1％。

　　"虽然民营企业提供了这么多税收和就业，但出了问题就会被国有企业吃掉。"所以汪尽管已经手握5家上市公司，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有"玩资本"的想法。

　　在他看来，这种严峻的金融环境在2005年并没有因为《非公36条》的出台而有所改善，相反，因为连贯的宏观调控和对民营企业的大争论而有更加严峻的趋势。

　　"我们看不到政策的底线，所以宁肯慢一点。"汪力成对《商务周刊》说。

　　2006：民企卖身年

　　民营企业在"慢一点"，而国有企业尤其是169家央企和各个地方国资委直属国企，却开始了大跨步的前进。

　　"我敢说2006年是优质民营企业的卖身年，给国有企业或者外资当二奶。"武克钢语出惊人。他指出，如果2005年民营企业面临的环境延续下去，这个趋势将不可避免。

　　"大型国有企业冲击很厉害，包括我现在的日子都很难过。"武克钢说。

　　对云南商人武克钢的这一论断，千里之外的浙江老板汪力成深有同感。"事实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和很多央企领导人聊天时，他们都会流露出2006年加快产业扩张的计划，都是国资委统一部署的。"汪力成说，华立集团下属的地产项目已经受到杭州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有力冲击。2005年开始的全面宏观调控，让民营地产承受着土地和资金双重压力，而国企在这两方面却具有明显的优势。2005年10月10日，国资委圈定了8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加上此前确定的5家，共有13家央企参与到这个眼下最热的行业中来。 "公有制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是既定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就是改革的倒退。"汪力成认为。

　　事实上，早在2004年年底，国资委就在"做大做强"的总体思路下，制定了2005年培养30-50个特大型企业的目标。同时规定如果在某一个行业内央企做不到前三，这个企业资产将被重组。重压之下，2005年，央企个个争先恐后。2004年央企的总净利润为4700亿元，而在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200多亿元。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指出，2005年上半年，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分别高达73.7%、65.5%和89.2%。

　　2005年年底，发改委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以及钢铁、水泥、汽车、铝业等产业政策，基于"产能过剩"的基本判断，发改委有意通过"市场与行政相结合"的方式，"限制和关闭落后、高耗能产能，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这些行业政策的出台在业内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议。以钢铁产业政策为例，其中明确了进入门槛：普钢企业上年的钢产量必须达到500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产量要达到50万吨以上。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对集中度的规定是让很多中小企业担心的一条。政策提出，到2010年，钢铁冶炼企业数量要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国内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到2010年，要形成两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抓住市场变化的有利时机，发挥大型企业优势，推动企业兼并、联合重组。

　　《商务周刊》记者在民营钢铁企业密集的河北省调查发现，已有民营钢铁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这场重组运动中来（详见《商务周刊》2005年9月5日《钢铁产业政策：在盛世中清场？》）。

　　而在石油行业，2005年下半年上演的油荒和民营石油企业倒闭事件，也再次显露出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巨头的野心。

　　目前国内石油开采和国际原油进口几乎完全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垄断。民营炼油厂炼油只能进口国家没有限制的燃料油。据王德岗介绍，2004年我国燃料油进口3050万吨，使得2005年燃料油价格平均上涨44%，加上总计达24%的各种税费，已接近原油进口价格。由于燃料油炼油成本高、出清率低，导致地方和民营炼油企业难以承受，加上铁道部规定只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的盖章才允许石油通过铁路运输，民营石油企业不得不选择成本比铁路高一倍的公路运输。结果2005年下半年民营炼油企业纷纷降产、停产，5000万吨的年产能只有不到一半在开工。王德岗认为，对中石油、中石化的保护和对民营炼油企业的不利政策，是导致2005年八九月份广东等南方各省闹油荒的重要原因。

　　2005年年底，国家财政部又给予中石化100亿元的"进口原油的价格差"。而民营炼油、批发、零售企业则不得不独自面临继续亏损的困局。此后，两巨头不断抬高国内成品油批发价格，造成全国成品油价格批零倒挂。

　　"最多的时候每卖1吨都要赔100多块钱。不得已，有些加油站就直接开着槽车去两大集团的零售加油站用油枪一点一点灌。"即使这样，王德岗回忆，后来两大集团内部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坚决停止对社会批发单位的销售"。

　　大批陷入绝境的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和加油站，遭到了两大巨头的借机收购。但此次收购又与1990年代后期互相加价有所不同。"他们只对优质的企业才感兴趣，而且价格压得都很低，你不卖也没有选择。"王德岗说。

　　"1990年代中期短短5年的时间，民营石油企业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曾经把两大巨头冲击的濒临破产。"王德岗介绍，也就是在那时，一些民营企业迅速积累起资本，其中一些企业的规模甚至达到几十亿。1999年38号文出台后，民营企业一直处于举步维艰的地步，虽然如此，但很多有实力的企业支撑到了现在。

　　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年底，国内成品油市场将全面开放。王德岗认为这是坚持到最后的民营企业的最大希望。"目前国内民营和国有的加油站各占50%，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企业在和壳牌、BP进行合作谈判。"王德岗认为，民企与外资合作是对两大巨头长期以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讽刺，凭借垄断资源对民营企业进行打压的两巨头并没有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一旦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两大巨头不见得有必胜把握。

　　"民营企业是有活力的，他不怕做二奶，因为他要夺权做正房。"武克钢指出，《非公36条》如果还停在概念上务虚，民营企业只能自己发挥能动性，曲线生存。
 
 
 

公平缺失成不争事实 中国第三轮改革即将到来 
 
 
 
　　公平是理解既往改革得失的关键，亦见于决策层的最新思路中。仅明确改革目标是不够的，正确的目标必须与合理的程序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改革被扭曲。这一理念目前已有渐成共识之势，它暗示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即将到来

　　
 
 
这一年以年初的“深化改革年”提法为始，却被年底的舆论命为“反思改革年”。这一年，不仅医疗体制、教育体制、商品房价格、电力体制诸领域的改革遭到了空前的舆论抨击，作为一个总体的“改革”，其推进路径、动力源乃至价值取向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改进的余地甚至“纠偏”的必要，都成了传媒和知识界的讨论热点。

　　中央决策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这年年底，相继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示了颇多新意，“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被提升到空前高度。与此同时，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修复社会公平的新政策意图初显。种种迹象，给处于剧烈变革社会的国民带来丰富期许。

　　2006年，会不会成为一场崭新大叙事的开局？中国改革将走向何方？尽管决定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因素颇多，但观察现状和对经验的梳理，至少能带给我们把握未来的更多确信。

 
 
 
 

　　同样一个名词，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却可能有很大差异，“改革”也不例外。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延续至今，从起因、动力到外延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种种迹象显示，当前可能正处在“第三轮”改革启动的前夜。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轮改革始于1978年、结束于1989年；第二轮改革则始于1992年春天并持续至今。在两次改革之间是大约三年的停滞期。第一轮改革，肇始于社会基层，从农村发起，随后得到决策层的呼应和支持，从而形成了“双向互动”的改革景观；第二轮改革启动的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南巡谈话，随后得到政经界和学界精英人士的响应，并由官方所强力推动。

　　在上述不同之外，第二轮改革依然遵循“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等准则；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影响、且其地位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强化。

　　迄今为止的改革的最显性成效，就是GDP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04年经修正的GDP总量已超过意大利、排在全球第六位。更有预测称，2005年会超过英国、法国排到第四位。消息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但2005年从各种渠道所得国内居民的评议中，似乎很难找到由此增加的自信。GDP数字与国民幸福感相脱节，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既往改革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业已遭受广泛质疑。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价，典型的说法出自世界银行：“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提升。”这种说法，与国内对于经济粗放型经济的批评相吻合，并公认是违背中国资源贫乏的基本国情，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

　　此外，与既往改革伴生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失衡加剧，这突出表现在GDP增长与就业增加的不同步，以及阶层和区域财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早就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有专家研究，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GDP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而用建立在健康长寿、教育获得、生活水平基础上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更惊人——数字最高的上海达到0.89793、最低的西藏仅有0.59211，两者相差30%！贫富分化方面，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从1979年至2003年，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年至1993年，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这个数字现已逼近0.47。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和社会失衡导致的社会风险加剧，已使改革到了必须“升级”的地步。2005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决策层也已开始为此努力。当年初召开的“两会”上，政府对区域战略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加快发展等“四大板块”取代原来的“三个中心”。局部发展优先换位于全局均衡发展的思路初显。当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更多信息，舆论普遍注意到了从“先富”到“共富”、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和谐社会”的悄然转变。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税被取消，更被视为落实新思路的一个重大步骤。

　　但与前两轮改革都有所不同的是，已有越来越多事实表明：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有消退之势，2005年的舆论动态显示，“改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式概念所长期拥有的光环正在消退，而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谁可能反对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提出的看法是：“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利益集团无疑包括曾主张改革的精英人士，贫困群体已被边缘化且承受着既往改革的成本。

　　改革仅有美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失去这两股主要力量的支持，改革将如何得以继续前行？

　　“回归”公平

　　要找到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分析动力消退的深层原因——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如何形成？利益集团阻挠改革出于什么考虑？这两方面的追问，都可从既往改革(主要是第二轮改革)的公平缺失中找到交集。进一步探究，则涉及到政府在改革中的定位与行为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秦晖教授指出，与人们一般印象不同，决定中国以往各项改革成败的，并非效率的得失，而是对公平的把握——公平把握得好则改革成功，公平把握不好则改革遇阻甚至走向失败。他分析说，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成功因素有二：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平(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东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他说，如果中国农民像国有企业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通过集体农庄)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被逼出来的改革冲动；同样，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一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然而，在后续的改革中因忽视了公平原则而付出不菲代价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房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从而造成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并要把后者抛向已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如此房改自然会遭遇巨大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农村改革以后的多项改革在公平方面的缺失越来越严重，而这与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目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直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才“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政府则在此后长期扮演了“市场助生婆”的角色，其中地方政府和各政府职能部门成为推进改革的主体。这种做法，尽管可获明显收益，但越到后期越显出其负面效果。“权力市场化”，是学界对于“市场意识”被过度渗透到公共领域、而“有形之手”又频繁深入到市场中的概括；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成为实现权钱交易的场所，腐败由此产生。正是在此过程中，政府内部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形式、“市场”上主要以垄断和官商勾结形式存在的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另有一些学界精英为其“正名”、“呐喊”，这样原本就在“效率优先”旗号下已有所倾斜的利益输送渠道更加偏向。

　　另一端，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群体，尽管人数众多，却因缺乏必要的表达机制，难以维护自身利益——在以GDP增长为表现形式的增量改革中得不到公平回报(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在存量改革中甚至直接被剥夺，时下的流行语“房改是把口袋掏空，教改是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送终”，虽然不乏夸张和偏激，但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对既往改革中普通劳动者利益受损之状的鲜活写照。

　　政府权力主导下的改革，何以青睐精英、而忽视弱势群体？除了人性的弱点、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之外，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观和干部考核体系难辞其咎。某种意义上，政经界和学界的精英人士，正是在全力培育“市场”、快速发展GDP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谋”。权力主导下的“市场”忽视公平，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学界由此产生“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辨。公平缺失，还表现在政府及公共资源过多投向“市场”，以及将原本不应推向市场的领域“产业化”(典型如教育、医疗)，由此导致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弱化，全社会的不公平性进一步加剧。

　　公平的缺失，使弱势群体在既往改革中利益受损，本能地抵制进一步改革的态度不难理解。那么，在此过程中获利甚至是暴利的利益集团，为何也不愿意再改？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这与当前改革的阶段相关——在经过20余年的高速增长(相应的是基调是增量改革)后，改革已进入更广泛和深入的存量改革阶段、直接指向以垄断和官商勾结形式存在的利益集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进而指出，总量不膨胀意味着利益转移无法隐蔽进行、并要提出财产合法性问题，而通过与权力结盟、非公平所获财产“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僵局中，政府对改革及其公正性的反思和矫正，成为破围的现实契机。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搭建、政府过多介入市场已对社会公平产生明显损害的背景下，政府转型的必要性已经空前凸显——退出市场领域，专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而就对改革的期待而言，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显然更不满于当前处境、内蕴更强的改革期许，如果能顺从民意从解决公平问题入手，改革将被重新“激活”甚至“升级”并获得持久动力。

　　秦晖总结其对公平的看法是：“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必要的公共选择过程。针对存量改革在未来的继续扩大和深化，他断言，能否把“起点公平”推广于存量改革领域，是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

　　　利益均势悬疑

　　在转型社会来说，公平不是来自决策层的一次性“赋予”，而是由改革过程中各利益群体反复博弈形成的。在当代中国，假设政府转型成功，终结了“权力市场化”，已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与既有利益集团博弈能得到公平吗？

　　事实上，即使政府实现转型，利益集团也能影响甚至左右公共政策，这在全世界都是通例。能源政策因其敏感性使然尤其具代表性，石油利益集团对能源政策的影响远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石油的终结——濒临危险的新世界》作者美国人保罗·罗伯茨谈到石油利益集团对能源政策的左右时表示：“靠碳氢化合物获利的各个行业(以及从这些行业获得利益的政客们)根本不想看到与之竞争的技术的出现，更不希望看到这些技术能够促成的、更分散的新能源体系的出现。”

　　在中国也是如此。仍以能源行业为例，中石化(600028.SH)、中石油(0857.HK)是国内两大主要开采和炼油商。中石油2004年实现净利润1029.27亿元、同比增长47.9%，再次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中最赚钱的公司；中石化集团的利润额也高达425亿元。仅这两家公司的利润之和，就接近内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近八成。在石油利益集团享受高利润的同时，相关行业的企业和国内居民，却遭受到高油价的折磨。这种状况即使在政府转型以后，除非垄断被打破、替代能源开发有大的进展，短期内依然不会有大改观。

　　在其他现由权力支持的垄断行业也是如此(如电信、铁路、电力)，只有在市场垄断被打破、政府实施调节分配的相应财税政策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公平。“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转型和履责到位之外的第二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及其彼此之间的制约。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亦被认为是研究利益集团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的美国理论家”。他认为，只有当各利益集团活跃起来，并且形成相互制衡局面时，才能实现民主和公平。放在当今的中国，就是要承认发展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如此才可能提供多利益群体滋生的土壤。国外为数众多的NGO(非政府组织)，是利益群体争取自身独特利益的有效途径，而目前中国的NGO或数量不足，或力量不济，或因实际上被行政部门控制而起不到应有功用。

　　在体制内通过博弈实现公平，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首选路径。如果不能在体制内解决争端，后果就可能变得危险。但在当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社会上也已开始孕育着不安因素——普通劳动者、弱势群体不能从体制内得到公平、开始寻求体制外的庇护。以农民维权为例，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教授介绍，因为人、财、物的不独立，地方法院系统往往不能为利益被侵害的农民寻回公平，“体制外的地方权威(如黑社会势力)也就相应地产生”，并增加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于建嵘预计，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弱势群体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博弈仍将是主要内容，“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通道”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迫在眉睫。某种意义上，这已是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制度的保障

　　产生和维系社会公平的利益均势，涉及多层面、多主体的协同，这对制度构建提出了要求。完善的制度，是各利益群体得以产生并平等对话、进而相互制约的平台。另一方面，在改革目标日益清晰、改革实践日益厚重、改革的理论建树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将改革制度化、法治化的时机成熟，这也是当前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对新一轮改革的期许。

　　既往改革一度被描绘为“渐进式”，即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改革模式被描绘为“激进式”或“休克疗法”。目前比较多的看法是，这两种描绘都有失片面，中国的实践其实是“渐进中实则包括了激进”。但从评价的角度，这种做法实质上存在很多问题：在单一的发展目标(发展经济)之外，改革是各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共同推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情形势所难免。这就从路径上，导致了前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同时导致改革迟缓、被扭曲、或兼而有之。

　　以电力改革为例。2005年底，国家电监会信息中心统计分析处处长杨名舟报至国务院的报告称：“中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杨名舟认为：“改革方案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随后的改革进程有些脱离了轨道，甚至发生了逆转。”2002年，根据决策层批准的改革方案，电力改革继“厂网分开”之后、应当实现“主辅分开”、接着是“输配分开”，最终建立规范、公正和高效的电力市场体系。然而，在原有的国电公司被分拆，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公司的格局建立之后，改革的推进一直相当困难。不仅“主辅分开”至今仍在纸上争论，原有的“厂网分开”也出现倒退迹象。就过程而言，实与改革路径相关：造成在初始的重点推进之后，主导改革的“内部人”大幅度回归，终至不进而退。

　　既往改革多是从局部做起，但目前局部改革的很多问题，也已累积到、或被察觉需要“一揽子解决”的关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在一份题为《为企业自主创新清除制度障碍》的报告指出：目前国内最主要问题不在于如何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而是要为企业自主创新清除大量体制上的障碍。在国外，企业创新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现有企业自主进行技术的研发及成果的转化，通过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投入与支撑来实现；一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硅谷模式，即由风险投资来支撑科研成果的市场化。但是，能不能大大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国内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鼓励与支持政策；而由风险投资介入市场推动科研成果的研发，目前在国内也不具备成熟的土壤。

　　因制度缺位，既往改革多是以“放权”的形式进行。中共十五大期间，《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国企改革的通栏文章题曰“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是这种状况的传神概括。这种氛围固然有利于在改革初期激励各个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部门)对僵化教条和不合时宜的旧规则的突破，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也造成了对一个美好社会应有规则的规避甚至破坏，而这种规避和破坏还往往得以打着堂而皇之的“改革”旗号——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原则、理念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和常识的今天，依然一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放权”，必然贻害甚多。如2005年底，深圳甚至提出“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的立法动议。无视规则甚至还破坏规则，实质上是从制度上危害改革的公平性，如今已注定不合时宜，深圳的这个立法动议也遭到舆论猛烈抨击。

　　目前，已有关于改革如何实现制度化、法治化的讨论。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就提出了“改革目标要战略化、发展目标要综合化、改革要系统化”的三准则。但仅明确改革目标不够，正确的目标必须与合理的程序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改革被扭曲。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欠缺“程序正义”理念和实践的国家，改革者中不乏宏大的价值追求和高远的目标，所欠缺的却是保障程序正义的具体细节构建。当代中国改革，如何确保程序正义、避免目标和程序脱节的挑战依然存在。既往经验也证明，改革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前期初衷良好的改革，不乏因程序不完备而被迟滞甚至扭曲的实例。在新一轮改革中，只有真正尊宠公平理念，并通过政府转型和平权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来落实、通过(兼顾目标和程序的)建构来形成制度性保障，改革才能走出胶着区并实现“升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强大。

　　谁的改革？为谁而改？

　　当GDP总量排名全球第六、甚至可能第四，当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已严重到需要政府重点解决的时候，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达到空前规模。

　　但对普通劳动者来说，经济增长不等于自身收入增加、更不等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高；产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需求，尤其是内需不足而过剩！探究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不得不涉及到“谁的改革”、“为谁而改”的讨论。

　　有两组数据分别表明，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程度很有限；同时有限获益还被转移殆尽。一组数据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测算，从1978年到1999年的22年间，有7年的全国工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较上一年稍高、其余15年都比上一年稍低；而从总体上看，在GDP高增长过程中，工资总额占GDP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从最高的1980年的17.1%，几乎是“稳步地”下降到最低的1998年的11.7%、足足下降了5.4个百分点。李志宁文章未包括近几年数据。记者测算了近几年工资总额占GDP中的比重，基本上在12%左右摇摆，譬如2002年为12.8%、2003年为12.6%。另一组数据是工资总额与部分大宗商品和服务的比较：2003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为14744亿元，而全年商品房销售额为7671亿元、电信业务总量为6739亿元——后两项数字加和，就基本上等同于全国工资总额了。

　　普通劳动者为何不能充分享有经济增长的好处？直接原因是一般劳力价格被过分低估。对此现象，供求关系失衡是一般多见的解释；还有人质疑若政府通过制定“最低工资”等手段干预，就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但现实中，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既不是行政垄断、也不是不公平竞争或过度竞争。中国的劳力市场则存在明显的过度竞争现象，此外雇工企业还设法逃避对劳力提供必要劳动保障的义务。劳力工资本已低廉，如果再不把养老基金、医疗保险等纳入到劳力成本中去，劳力价格的严重扭曲简直无以复加。因此说，劳力得不到足够保护的重要因素，是由于政府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够。另一方面，像电信、房地产等垄断行业，却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享有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普通劳动者的有限收益，也就这样通过价格杠杆被转移走了。

　　事实显然在作证：普通劳动者在改革、在经济发展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在改革过程中是“作为他者而存在”。这也说明缺乏民主参与的改革和发展，并不能给普通劳动者带来真正的福利，反倒是处于相对或绝对被剥夺的地位。

　　改革的初始动机，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7年之后的现状，表明改革取向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扭曲，需要予以修正。甚至有观点认为，像中国这样的资源条件，继续追求经济高增长、追求GDP总量和人均GDP上向美国看齐未必可行且不一定必要，惟有公民权利的扩张是不受自然资源所限，并且高于经济价值的。

　　我们真的节省了“交易费用”？

　　——参照中国，对前苏联东欧改革的再解读

　　近年来，由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风靡一时。“北京共识”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北京共识”的定义角度有多重，最引起争议的是在政府强力推动的改革是否“节省了交易费用”。作为比较，肯定一方常举到前苏东欧、印度的例子——在差不多的条件下起步，因采用了不同策略，其改革成就远远落后于中国。

　　事实怎样呢？该如何看待？对此，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进行了深入分析——

　　“剧变”后的中东欧各国，对转轨后的“分家”的必要性问题尽管存在共识，但具体“如何分家”却存在争议。各国中，除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各国的“分家”过程都拖得很长。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确非罕见；波兰在1991年至1993年间因私有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还频繁发生请愿、示威、游行和罢工。

　　但私有化实现后波兰人就安静了，在转轨前和“如何分家”的谈判中极为活跃的工会，在“分家”有了公正结果的许多私有化企业中，也都几乎无疾而终，特别是跨企业的社会性、政治性工会大都在这些企业“自行消失”。“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所谓“波兰病”现已大有改变，近年来波兰吸引外资已经赶上匈牙利而居于中东欧榜首。

　　俄罗斯的例子与中东欧不同，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国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把国家没有拿出来分给国民的那些资产占为己有的结果。但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有些民主建构，政府处置公产还算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也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和妥协。

　　综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转轨过程中确实消耗了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其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剧变”使苏东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使其国民在摆脱旧体制束缚的时候，还能继续享有甚至更好地享有国家的保护；同时，通过国民参与、讨价还价，转轨结果也会更具公信力，使其具有较好的稳定发展潜力。

　　在中国，缺乏国民参与、由政府强力推动的改革的隐忧在于：如此避免的“交易费用”究竟是真的节约下来了，还是只是欠下了？这些都需要再观察。而中国改革面临的公正性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
 
 

蒙代尔：人民币难以撼动美元 大幅升值是灾难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刘坤喆】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 　　“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2月1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博士，就备受国际关注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在北京大声地发出了与美国官方完全不同的声音。 　　虽已年逾古稀但却依然思路清晰、反应敏捷的蒙代尔博士，此次来北京是为参加2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中美经济合作论坛。13日上午，他就“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中美经济发展”、“世界单一货币”等一系列问题，接受了本报等4家媒体的联合采访。 　　人民币万不可大幅升值 　　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汇率改革，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状态被打破。在此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小幅升值。对此，曾担任联合国、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等多个世界金融组织和政府机构高级顾问的蒙代尔认为：“从全球金融市场来说，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并未因此受到什么影响。我认为，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会有继续缓慢的浮动。”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才是问题的关键。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9000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很多人正是以此来逼迫中国将人民币升值的。而蒙代尔却对中国拥有如此之高的外汇储备根本不担心。他说：“这些钱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正在大发展的中国有足够的渠道和机会去使用这些钱。但是，中国到底拥有多少数量的外汇储备才能被国际社会视作‘好邻居’，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让人民币升值”似乎成为国际社会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其中美国因素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对于美国是否对中国施加了压力，蒙代尔却表示：“客观地说，去年美国在中国汇率问题上没有给中国施加很多压力，因为每次国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最后的答案都是‘不’，我想中国也希望继续得到这样的答案。中国业已做出的汇率调整动作，是由于中国更加开放，这是中国自己的选择。” 　　他给中国的忠告是：“中国应继续做已经在做的事，允许人民币小范围浮动。但是，对汇率进行任何大幅度的、快速的调整，在目前情况下都对中国不利，因为这会给中国带来方方面面的损失，比如会减少外国投资，会在中国西部以农业为主业的地区引起通货紧缩，而且可能会使中国9％的GDP增长率降低一半。”所以，蒙代尔明确表示，人民币不应大幅升值，因为这对中国经济非常有害，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目前，中国制造的很多商品占据了很大的国际市场，分享到不少原本属于其他国家的份额。对此，蒙代尔直言：“我能理解那些国家的心情，但没人可以阻止中国发展的趋势，未来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很可能会达到7％或8％，甚至9％。因此，希望通过改变汇率来阻挡中国发展脚步的想法，是不明智的。” 　　“欧元之父”对“儿子”成长很满意 　　作为当今世界“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首创者，蒙代尔因倡议并直接设计了世界第一个区域货币———欧元，而获得了“欧元之父”的美称。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分析及最佳货币区域分析，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他“最亲爱的儿子”欧元已经运行了5年，那么，对于欧元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蒙代尔这位“父亲”又有何评价呢？ 　　蒙代尔表示：“基本上，我对欧元运行5年来的状况很满意。首先，在欧洲目前已有12个国家使用欧元，每个国家都拥有了比以往更加稳定的货币。其次，欧元给那些使用它的欧洲公司带来了好处，使它们有统一的货币市场，且不存在货币兑换问题。第三，欧元减少了货币兑换产生的成本以及其中信息的成本，使欧元区的货币价格更加透明。对世界而言，它也给世界货币市场提供了美元以外的更多选择，使世界货币市场更加稳定。” 　　很多中国人都很关心，人民币在将来是否也可能成为如美元一样的国际货币？蒙代尔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币已经是一种国际货币！因为人民币已可在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一些东盟国家通用。但由于人民币还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一国如持有很多人民币，依然无法自由兑换成美元。蒙代尔冷静地强调：“使人民币成为一种世界货币，对中国来讲并无益处。举个例子，现在美国的美元是世界货币，但由于很多国家，如中国和日本，拥有大量美元，因此美国本身对自己货币的控制能力相对下降。所以，世界货币带来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很大的成本。” 　　在欧元之外，“一生都在世界各地不停旅行”的蒙代尔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构想，那就是建立世界统一货币“国际元”或“世界元”。他评价说，现在的世界货币体系还不够健全，因为世界上还有一些货币浮动得很大，它们的摇摆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这种状况需要改革。蒙代尔认为建立“国际元”或“世界元”是很不错的想法，但要实现它，还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撼动美元 　　出生于加拿大的蒙代尔，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一直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对多任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都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同时，蒙代尔还对中国的经济研究情有独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讳言对中国的热爱，但我的立场是经济学家的立场。” 　　那么，对目前迅速崛起且引起一些国家不安的中国经济发展，蒙代尔有何总体评价？他表示：“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10年至15年间发展得非常好，我预测中国未来几年的GDP恐怕还会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且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将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更愿意把钱放在银行而不是用于投资，因此，中国出现了高储蓄现状。对此，走访过中国30多所大学的蒙代尔分析认为：“因为中国百姓没有很多投资的选择，比如他们不大可能把全部资金投到股市上，股市风险在中国比较大，他也没有去买一些债券或者其他的投资产品。而美国人会有很多的投资方向，如去投资农场，退休后自己经营，或卖掉或留给自己的孩子。” 　　如果中国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同时引导外贸以人民币为结算工具，人民币是否会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蒙代尔对此表示，现在的人民币还没有机会来撼动美元的地位，因为美元在当今世界上是第一大货币，其后是欧元，再往后是日元，接下来是英镑，人民币排在第五位。所以中国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大概是2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赶上。他说：“人民币和美元进行挂钩，我认为有其优势，因为中美两国的货币占到世界金融的30％左右，这样做对维护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很有帮助。” 　　中国要均贫富就要给农民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贫富分化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直面的社会主要问题。美国也曾经历这一经济发展中的必然阶段。那么，对于中国怎样做才能缩小和弥合横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蒙代尔有何高招呢？ 　　他认为：“这一鸿沟确实存在，因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比内地要快得多，这是一国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是，要尽快使那些贫困人口脱贫。我的办法是：给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农民，和城里人同样拥有更多私人财产的机会。比如，适当放宽土地政策，让那些世代务农的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不仅能真正提高他们挣钱的能力和积极性，也会给社会稳定增加安全因素。” 　　蒙代尔直率地说：“我想有些法律是需要改变的，政府既然能制订法律就能修改法律。两三年前，中国的全国人代会讨论了一项法律，即个人虽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可租用土地，最长可达30年。如果这一规定在中国农村被广泛实施，那么农民的生活就会改善很多。此外，大力提高乡村的学校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对于缓解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至关重要。” 　　本报北京2月13日电

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

*投资过热，导致对应产业发展不良；回报率下降，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市场

*进出口顺差太大，导致国际政治压力-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不利于技术发展；产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增加技术进口，鼓励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市场

消费拉动有待发展。城市居民：由于医疗，住房等压力，资金大都作为风险储备。 农村居民收入不多，没有购买力。==提高居民福利，提高其购买力

　　广州某房地产公司销售位于繁华路段的房产，竟出现巨额亏损，在“营业外支出”账户，反映销售不动产的资产清理损失高达8000多万元。房地产业是公认的暴利行业，如此巨大的“亏损”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来说两句

　　据广州地税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5年，广州有160多家房地产企业存在税收违法问题。
 
 
 
一个公认为造就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成了税收违法行为的“重灾区”。

　　偷逃税收的“重灾区”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3年公布的中国富豪百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越来越多，2002年是25家，2003年增加到37家，2004年上升到45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房地产商便迎来了幸福时光。一位在2002年摇身变为房地产商的前包工头，这样解释了他的职业转换，建筑的利润在15％左右，房地产对于我来说，利润在100％至200％。

　　不久前，福州市物价局在全国率先公布了该市商品房的社会平均成本。经测算，该市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约为50％，最低的约20％，最高的超过90％。与房地产行业高利润相呼应的是住房价格的直线攀升、开发商数量的不断增加。

　　然而，一些令人羡慕的“财富巨人”，同时也是“纳税侏儒”。去年公布的“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前300名内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

　　在北京、广州等房地产业发达的地区，房地产行业成为税收违法行为的“重灾区”。2005年，广州地税稽查部门对全市260多家房地产企业进行了检查，其中发现税收违法问题的有160多家，查补入库税款达1．3亿元，占了全年专项检查查补入库金额的七成多。2003年－2005年上半年，北京地方税务局共计查处房地产企业中存在严重涉税违法问题的案件180件，查补税款75845万元。

　　十种税收违法手段

　　广州市地税稽查部门有关负责人说，广州市房地产行业一直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市场运行也比较平稳、健康和理性。但在专项检查中发现，由于房地产开发过程复杂，资金投入与收益间隔长，财务核算和账务处理涉及的违法手段花样繁多。目前房地产行业主要存在以下：

　　一是瞒报或少报预收售楼收入。房地产企业通常采取会计核算上的确认销售与税法上规定纳税义务时间不一致而自行延期申报；或者以未领取售房许可证为由，对收到的售楼订金采取不入账等手段隐瞒销售收入。。

　　二是利用关联企业的业务往来避缴税款。例如关联之间转移资金、集团内部购房优惠价交易等。文章开头所提的公司，就是以超低价向关联企业出售不动产来偷逃税。

　　三是财务和会计核算比较混乱，导致成本和企业所得税无法准确核算。有房地产企业将建筑成本中的“利息”和“管理费”项目一直挂账在“在建工程”科目，没有按工程项目和完工进度及时分配结转到“固定资产”科目，少计了房产原值，从而少计了税款。

　　四是有挂靠关系的房地产企业之间应缴未缴税费现象。包括被挂靠企业向挂靠方收取的代扣缴税费未按规定时间申报等。

　　五是企业合作建房不按规定申报纳税。房地产开发企业以转让部分房屋的所有权，换取部分土地使用权，形成所谓的合作建房或名义上的代建房，有意延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六是回迁房部分未按销售不动产缴纳相关税费。

　　七是将自行开发的房产分给投资方部分未按规定申报缴纳税费。

　　八是以房产物业抵偿劳务款未作收入申报纳税。

　　九是对连续滚动开发的项目，不划分成本负担对象，模糊应纳税所得额。

　　十是房地产开发商将收到的银行按揭挂往来账，隐匿收入，不缴或少缴税款。

　　加快进入“护法”时代

　　针对房地产目前的诸多问题，专家认为，对待房地产业，宜规范，不宜冷淡，房地产业亟须进入“护法”时代。

　　调控市场与加强监管，并不局限于房地产市场本身。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博士认为，长久以来，开发商的暴利与土地资产收益分配不公有关。一项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到10％；城市政府拿走20％到30％；各类房地产公司等拿走40％到50％。

　　土地作为房地产市场的基本要素，目前开始进入“护法”时代。2006年一开始，广州房管部门就发出了强烈信号。一度有“天价地王”之称的琶洲两地块ＰＺＢ1501、1301，因地块受让方违约未付清地价款，近日被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表示，收回两“地王”只是一个开始，相应的有效清理措施将陆续推出。

　　广州市地税局表示，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曝光和惩罚力度。，对于房地产行业不断出现的税收违法现象，继续加大强查监控力度，通过开展专项检查行动，包括对较大型房地产集团采取“集团式”作战模式开展专案检查。同时，地税部门将会采取系列措施加强对税收违法企业的执法力度，包括定期公告欠税企业名单，阻止欠税企业法人代表出境，行使税收优先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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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我国经济增长１０.１％，

石油消费增长了１５.３％；２００５年，经

济增长９.９％，而石油消费下降了０.５％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说明我国建设节约型

社会潜力很大，经济结构调整的潜力也很大

。
 
 
 
正如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指出的那样，我

们是完全可以实现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消耗

下降又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

　　在石油消费下降０.５％的背后，是国家

近几年来对资源节约的高度重视。近年来，

遏制高耗能行业投资膨胀、限期淘汰落后工

艺和产品、加快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出台首

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推广车用乙醇

汽油、实施能源效率标识制度、政府机关带

头节能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措施发挥了

作用。

　　０.５％的下降，也是价格杠杆作用的体

现。国际原油价格２００５年直线上扬，国

内成品油价格虽然受到政府严格管制，但也

五次上调，汽油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１７.３

％。价格的明显上涨，使得企业和个人在石

油消费中，更加重视节约和替代。用经济手

段促进节约，更有效、更长久。目前，资源

价格改革正在全面铺开，长期偏低的资源价

格将在考虑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前提下有所

上调，这是理顺机制、促进节约的长久之策

。

　　当前，能源资源的瓶颈制约已经成为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人均石油

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１％，人均淡水

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我国的

资源禀赋不能长期支撑高消耗的发展模式。

“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在２０１０

年人均ＧＤＰ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的同时，

单位ＧＤＰ能耗要比“十五”末降低２０％

。节约能源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工作的硬指

标。

　　权威人士指出，能耗下降的主要途径有

三个：结构节能，即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

高能耗较低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服

务业的比重，同时降低钢铁、电解铝等高耗

能产业比重；技术节能，即通过推广先进适

用的节能技术，使单位产品能耗降下来；管

理节能，即从企业管理、行业管理、机关管

理和人们的消费中节能，这方面潜力很大。

　　当前煤电油运的紧张，已经用事实告诉

我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节约能源资

源。因此，经济建设不仅要做“加法”，也

要学会做“减法”。只要扎扎实实做好节约

工作，是完成可以把消耗逐步降下来的。